suipian.bokee.com    复制

       这个标题可能会得罪一些阜阳老百姓。但是发展中不择手段的追求自己发展自己致富，却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这种发展是邪恶的。这次暴露的疫情事件，只是阜阳众多邪恶事件的一桩，不信去查一查，阜阳肯定出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阜阳现在要接过河南人的棒子了。

      阜阳疫情：

【安徽肠道疫情蔓延至河南】新华网4月29日：昨天下午，安徽省阜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发生在该市的最新疫情信息。截至4月27日，阜阳市共发现1199例肠道病毒EV71感染患儿，感染患儿死亡人数已增加到20人，传播范围从阜阳市周边县区扩大到全市下辖的各区县，并已波及到邻近的河南省。

【病源仍未查明】中新网4月29日：安徽阜阳肠道病毒EV71感染患儿死亡人数增加到20人，传播范围扩大到阜阳周边的县市以及河南省，这是4月28日阜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仍蔓延的病情：邻近的两市和河南省也现病例；未隔离的病房：所有人可随意进出患儿观察病房；查不到的病源：今年死亡率高，或因病毒变异。据称，疫情发生以来，安徽省卫生厅相继派出10批22名病理和临床等专业专家到阜阳进行调查处理和技术指导，卫生部也先后派出19名专家，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杨继中坐镇指挥。但是，截至目前，病源尚不得而知。阜阳市医疗卫生系统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肠道病毒EV71属于病毒性疾病，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盲区”，所以连“省里的专家都不能分离病毒”。

【阜阳传真】1520儿童感染20死；医院爆满；不托关系难住院；曾令家长保密；媒体指政府瞒报疫情并误判，阜阳市政府否认；阜阳全城恐慌。

【评论】

1、魏英杰：面对疫情阜阳吸取非典的教训了吗

         阜阳当地政府部门似乎再次遗忘了非典的经验教训。在这场疫情从发生到传染扩散过程中，当地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及时公开信息，反而采取了种种不当手段，进行“辟谣”和控制舆论。

曾经肆虐的非典以及当地发生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的沉痛教训，被政府官员们遗忘了。然而，同样值得反思的地方还不仅在于此，考察阜阳官场历史，当地政府部门如此忽视常识，恐怕并非偶然。

           上面提到的阜阳市颍泉区乃财政穷区，但这里数年前就因违规占用耕地修建豪华办公楼而被举报和曝光———该区的区行政办公中心因仿照美国白宫、极尽奢侈而被称作阜阳“白宫”。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大楼对面一所小学，因无钱改造危房而申请国际援建资金。日前，随着当年的举报人李国福蹊跷死亡，这起事件又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关注。而据最新报道，多次被央视、《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曝光的这幢“白宫”的主事者，依然没有任何问责。

         种种怪现状，又何止颍泉区？据《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0月的报道，在这块曾经涌现出老子、庄子、华佗等杰出历史人物的土地上，近些年官场腐败现象可谓前“腐”后继:从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起，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名省部级、八名市委常委、十一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另据媒体报道，2006年阜阳共计有168名贪官落马。由此可见，阜阳一地的官场生态曾经颓坏到何种程度。

2、阜阳疫情：以谎言辟谣言 行政良知何在

         “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反而引起更大的恐慌，更严峻的后果。其实，“谣言止于公开，恐慌止于公开”这样的常识，从几年前的非典开始，舆论曾重复多次。然而，到此番阜阳手足口病疫情事件，人们发现与常识背驰的、以捂为主的应对办法，依旧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主导思路。

         很多网民“又是阜阳，又是婴幼儿”的浩叹声，更让人对阜阳市以谎言应对谣言的做法愤怒。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03年前后阜阳市因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事件。此事件导致189例婴儿患轻中度营养不良，12例婴儿死亡，造成恶劣影响。事后证明，尽管“大头娃娃”早已成为阜阳人民的恐慌，但从群众举报到有关部门介入查处，竟历经长达16个月。

         为什么疫情发生了将近两个月，已经死亡19人，才公布相关信息？为什么在此之前，阜阳市政府部门选择了沉默与谎言？越是紧要的公共卫生事件，越拷问着政府的行政良知。这种行政良知体现于，当地政府部门到底是不是以人民生命安全为本。之所以一再发生瞒报事件，无一例外地出于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阜阳市政府部门以撒谎的方式“辟谣”，并明令相关部门三缄其口，其背后行政价值的取向，已不言而喻。

3、阜阳行政首长应引咎辞职

         遗憾的是，阜阳政府不具备起码的危机意识，没有进行开诚布公的信息公开，而是试图通过“危机公关”，试图用极个别孩子的生命消亡，弥补行政渎职和决策荒唐。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结果造成更大的生命损失和全城恐慌。一个简单的疫情，因为政府公共信息危机意识的虚无和扭曲而不断加剧，让19条鲜活的孩子的生命无辜消失。这样的政府，不是积极履职的责任政府、开明政府，而是无责政府和糊涂政府。如果再发生诸如此类的公共危机，群众还能信任它吗？

         因SARS事件处理不力，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时任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密云踩踏事故后，时任县长张文辞职，还有开县井喷、吉林中百商厦大火、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等，当事领导都受到不同形式的行政问责之后，或引咎辞职，或被解除职务等。用严厉问责唤醒官员的危机意识，提升他们的责任感，已刻不容缓。（雷振岳）

4、阜阳疫情：杜长平们这四年改正了什么

         看到阜阳1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死亡的报道，我立马想起四年前该市主管教育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女士一席话，“我不想去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我想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对着这起比四年前假奶粉还要惨的悲剧，我想问一句，杜长平和她的同事们，这四年改正了几何，加强了多少？在阜阳市政府网上，杜女士还赫然在副市长之列。

         2004年4月底被报道的那起假奶粉事件，引起多位儿童殒命，当地有关部门言之凿凿地站出来要吸取教训，也雷厉风行地秀了一把亡羊补牢。可仅仅四年，同一个地方发生剧情几乎重复的悲剧，而且政府在事情发生之初的“捂盖子”手法依旧，放出所谓的专家在该市媒体上辟谣。这类“辟谣”手法有什么作用？无非使事态更为严重罢了。

         联想到阜阳中院窝案发生后，行贿者依然端坐官位，不得不佩服这些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其心理承受力，钢铁不足喻其强，其彰显官威的脸皮，城墙不足喻其厚。

         面对阜阳这样的恶性事件，再用什么政治伦理、道德品质来评价当事官员，已经过于幼稚了。这些官员之所以在一场场舆论风暴中岿然不动，是所谓的舆论，所谓的民意，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其官职的去留。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人就应该明白，这些官员的选任、提拔和奖惩，是由一种号称“组织程序”的东西决定的，控制这个程序的，是某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他们和这些官员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共存关系，干草民何事？这种程序既不公开也不刚性，也就很难说得上公平公正。于是，恶性事件发生后，有关官员的处理，弹性就极大，和有司对舆论的态度有关系，也和当事官员在官场内的人脉及危机公关水平有关系，但最终取决于能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因此当事官员如何承担责任偶然性极大，在有些事件中，官员辞职或免职了，比如那位开车撞死人的当阳市女市长；在有些更恶劣的事件中，当事者却好官自为之。这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当控制那个程序的人在乎舆论，舆论才有力量，如果人家修炼到油盐不进，根本不在乎舆论，那么舆论就一文不值。

         在明清时期，如果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面对汹汹物议，当事官员早就辞职了，绝无继续干下去的勇气。明末那样政治腐败，一些高级别官员在言官指责其德才不堪为官时，没有证实之前都先辞职以示清白。王朝时期官员并不是民选，而是朝廷任命，为什么他们的抗压能力反不如今呢？一是多数由科考出身的官员，无论个人品德多么差劲，但必定受到文官集团共同职业伦理制约，这些伦理尽管有虚伪一面，但在公开层面无人敢挑战；二是他们对天道或者来世尚心存敬畏，比如今天北京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县衙所在地，至今墙壁上尚留一副对联:“阳世间伤天害理皆由己；阴司里古往今来放过谁。”以此来训诫过往的官吏。可这类特殊材料做成的官员，一旦无所畏惧，所谓的职业伦理天道来世都不足惧。那么，制度的设计更为重要。

         如果官员的选拔、监督和奖惩，没有一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制度来调整，仍然由少数人或某个人控制组织程序，官员抗舆论压力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更多的官员会形成对舆论的耐药性。只是急坏了路见不平却无计可施的公众，苦坏了其治下想苟全性命都困难的草民。（来源:南方都市报 ）

5、除了疫情阜阳还发生了什么

         又是阜阳，又是婴幼儿。继2003年因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娃娃”事件之后，被称为“新闻富矿”的安徽阜阳再度因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焦点。4月27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阜阳市3月份以来已有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次日《南方都市报》披露，目前仍在医院住院治疗和留院观察的有204例，其中重症患者18例。然而，疫情当头之际，来自各个口径的报道，却让人对阜阳在疫情发生之时的应对情况变得不明所以，一头雾水。

         依据新华社27日的报道，病情发生后，卫生部、安徽省卫生厅迅速派出专家组赴阜阳指导调查病因，开展防控工作。阜阳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加强疾病监测，进行重点治理和检查。而依据28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阜阳疫情上报半月后方公开并出现误判。“误判”是指疫情发生半月之后，当地媒体于4月15日同时刊登播出的《有关人士就近期阜城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等公开信息，将市民所称的“怪病”定性为呼吸道疾病。然而4月2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的报道却显示，并不存在所谓的“误判”。早在4月6日，患儿岩岩已被阜阳市人民医院确诊为手足口病。而且就在当地媒体刊播答记者问的同时，大量的宣传单贴在了一些医院及幼儿园门口，内容正是“怎样预防手足口病”。而手足口病即EV71病毒所引发的主要病症。

         无论如何，真相只有一个。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谁在撒谎？阜阳在疫情发生之初的应对，到底是积极有效的，还是被动漠然的？对疫情的判断，到底是错误的诊断，还是有意的撒谎与瞒报？假设阜阳的应对是积极有效的，那么如何解释“疫情上报半月后方公开并出现误判”之说？在我国连年都有关于手足口病的公开报告，并且当死亡在阜阳已接二连三发生，甚至已有确诊手足口病患者的情形之下，“误诊”之说如何得来？难道《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中一名幼儿园园长所说，“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纯属虚构？当如此截然对立的说法出现在公众面前，只能使得信息的传递变得模糊而含混，也不由得让人追问:除了EV71疫情之外，阜阳还发生了什么？

         就在4月24日，由于手足口病的暴发，新加坡关闭了多家幼儿园。而我们看到，在阜阳“答记者问”之前，关于“怪病”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已在阜阳广泛流传，很多家长将孩子们从幼儿园接回家，不敢轻易外出，甚至将小孩送到乡下“避难”。然而由于“答记者问”将怪病称为“呼吸道感染”，且并非传染病，于是，很多孩子又回到了幼儿园。而且在医院里，“抱着孩子来看病的家长络绎不绝，大家挤在一起，没有任何隔绝措施。”——我们关注阜阳在疫情应对之初的真相，正是因为它其实关系着，到底有多少延误与消极助推着疫情的传播，抵消着及时有效的防治。同时，如果确有瞒报因素，它无疑也关系着对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责任追究。

         在非典之后，国家卫生部曾专门发布《关于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国务院也于去年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有这种制度的构建，都是为了使人民不再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然而，当有关阜阳疫情的迟来的公开报道成为焦点，一些报道所持相互矛盾的说法，却再次让人们陷入了“真相难明”之中。由此而言，这样的一个追问仍旧重大而必须:除了疫情，阜阳还发生了什么？到底是谁在左右着事件真相的发布？

相关搜索：